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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先生”称呼之而无须愧色的当代女性，资中筠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之一。从早年从事外交、学术工作，到近年来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她以独立学人的身份备受敬仰。三十年来，她致力于思想启蒙，倾注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对思想蒙昧和当下教育的忧虑。

4月20日，资中筠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沙龙中分享她的上学经历及对教育的思考。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

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受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我有过一个说法，可能说出来很犯忌。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垮台，一是因为腐败，二是因为腐败还不彻底，就是说官场是腐败，而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没腐败。所以他们还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还认为有另外一个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区去了。因为社会上正义感比较强，但如果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腐败了，连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都腐败了，没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见怪不怪，也不会有人拍案而起，要改变这个社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

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学生如果这样教出来，其中一部分会变成老师，更大一部分会变成家长。按照这个路子，就越来越下滑了。为什么在文革这么乱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儿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还是原来培养出来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来反右把他们刷下来贬到中学去，我觉得那些老师好得不得了，非常敬业，还是原来的教育思想。可是这一代人早就过去了。现在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