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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永祥说，去年北京高考作文，“我们阅卷组没有给满分作文”！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的另一个身份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在他的记忆中，高考结束后阅卷的两个星期，对他和阅卷组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因为很多学生笔下的作文都是千篇一律的带着面具的“高考体”。

曾有人这样形容中国学生现在的作文：翻开那些年，我们一起写过的语文作文。只要写眼睛，没有不水灵的；只要写童年，没有不难忘的；只要写助人为乐，没有不扶老奶奶过马路的。

中国的写作教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妨碍了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天马行空的抒写他头脑中的光怪陆离？

4月21日，21世纪教育沙龙邀请到美国知名儿童作家山姆•史沃普(Sam Swope)、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漆永祥、密云县十里堡中心小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陈长泉、80后创意写作践行者远慕等人，围绕想象力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写作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模式化作文如何能够改变等角度，以中外对比的视角，尝试在碰撞交流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一支铅笔爱上写作？

 

 

“孩子在应试的时候是戴着面具的，”漆永祥说，“平时写的日记可能写的很好，一旦到了高考就完全换了一个话语体系。”

多年的批改高考试卷的经历，让漆记忆深刻的是，每年很多考生的高考语文作文都套古今中外的四个故事——王昭君、莎士比亚、牛顿和苏东坡。

最近两年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大面积引用中央电视台每年评选的“感动中国”人物的故事。“刚开始感动中国十个人物本来我一个都不知道，等高考阅卷完了，我都能把这些人背下来了。”漆永祥说。

是什么造成这些千篇一律的“高考体”作文？评分标准的单一造成学生写作模式化严重是一个原因，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从小学开始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谈到当下的语文写作，1983年开始从教的陈长泉老师也是颇多无奈。

据他介绍，对老师而言，上一堂作文课，投入精力不少，效果却总是难如人意。一般而言，现在班级都有40人左右，教师上完一节课，需要批改40多个孩子的作文，工作量很大，“指导是煞费苦心，批阅是沥血呕心，讲评是苦口婆心，最后是涛声依旧”。

他用“四个超”来形容一线语文教师对于现行写作课的困惑：

首先是“超规律”，写作的基础是有感而发，而现在的作文课更多是命题写作，老师按照教学大纲出题，学生来写，学生很容易丧失写作的冲动；

其次是“超目标”，尽管现在的课程标准一再降低习作标准，但在实际教学中整体超标严重。教师总是要求习作的完整，有开头有结尾，有起因有结果，有经过有高潮。老师觉得非如此，不足以应付考试。

第三个是“超阶段”，有的教师，在小学二年级时就要求学生写作要成段落，甚至成篇。其实按照语文课标，学生这个年龄段只要能够完整写出句子就可以，现在则要求成段、成篇，孩子过早的受这个束缚，反而放不开自己的手脚；

最后是“超生活”，习作本来是要求孩子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但是写起来很难是这样的，本应该有的鲜活和生动的内容都没有。

学生们本身对作文课也有不小的抵触心理。面对那些从小学一年级写到初三却一成不变的“我的爸爸妈妈”作文题目，让他们不讨厌都很难。

“有这样的说法，时间已过半个钟头儿，习作刚刚开个小头儿，脸上紧皱个眉头儿，嘴里咬个钢笔头儿。”陈长泉苦笑着说。

被需求写作以及远离具体的现实生活，让学生对写作没有兴趣，而老师的盲从和循规蹈矩，让创造性写作成为奢侈。陈长泉认为，应该淡化作文的概念，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爱上写作，“但现在太功利了”。

80后创意写作实践者远慕同样认为，功利化是妨碍孩子写作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孩子天性爱写作，中小学的孩子写作欲望很强，但现在的家长给孩子赋予很多的使命，学钢琴，上培训班，不认为写作是一个很好培养孩子天性的方法，写作只是为了考分，“如果在这个观念上扭不过来的话，没有孩子会愿意写的”。

 

 

“我们来做一个游戏。” 美国人山姆•史沃普笑着说，他有一头蓬松的灰白色头发，像童话书里的老师。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扮演了教师和魔法师的双重角色。

作为一位童书作家，山姆•史沃普曾接受纽约教师与作家协会的邀请，到纽约皇后区的一所小学开办写作工作坊，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写作。本来十天的工作，后来拉长到三年的时间，最后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的著作。

山姆•史沃普班里的28个学生来自21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移民到美国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他的创意写作课堂上，山姆•史沃普让孩子们把自己身体的轮廓画成一座小岛，写出自己的小岛故事；到中央公园各自认领一棵树，观察树的变化，并写信给它。在山姆•史沃普的引导下，孩子们手中的铅笔成为开启写作魔法的钥匙，亦成为点燃他们生命的火把。

“孩子们都是天生的艺术家，”山姆•史沃普跟参加沙龙的很多中国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你要做的事，就是让他感到有趣，开始尝试，不断去写。”

山姆•史沃普在现场让参加者在纸上随意写出三个互不相干的词，并且要求这三个词是在日常使用中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

“比如‘新娘’、‘圆白菜’、‘自由’这三个词，你要把三个词写成一句话，不要害怕你的想法太奇怪，奇怪才是好的，意外还是好的，要写点疯狂的。” 山姆•史沃普挥舞着手中的笔，冲沙龙现场的听众说。

五分钟后，有几位听众站起来分享自己的造句，场内响起一片大笑声。

听众1：新娘不想结婚，因为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在婚礼上她带了一只会变魔法的圆白菜，当人们寻找她时，她已经自由了。

听众2：一个新娘子和她的新郎，坐在一个超大的空心圆白菜里，自由的在天空中飞翔。

听众3：新娘吃过圆白菜后，突然感到她需要自由，最后她逃婚了。

“如果你在教室里是培养他们开展有创造力的写作，你的学生跟语言的关系就会更亲近，他们会变成更自由的作家。” 山姆•史沃普说。

对于中国教师们的苦恼，比如想象力训练与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山姆•史沃普不觉得两者之间会有多大的冲突。

创意写作所开启的孩子们的创造力，在其他领域也用得上。等孩子长大后，成为商人、律师或是软件设计师，他们会有与众不同的方法去思考问题，取得更大的成就。更为现实点的，就是在应试写作中，有想象力的孩子也会“表现的更出色”。

“我只教他们想象力，我主要关注孩子怎么把故事表达好，应该用创造性的教学达到这些目标，没有什么不能用创造性来教授的。”山姆•史沃普说。

不过，这位来自美国的作家也坦诚，美国老师的工资也和学生的成绩绑在一起，很多有创造力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教学岗位，这和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像。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内部，作文教育能否有改变的空间？很多一线的教育从业者还是抱有乐观态度。

语文特级教师陈长泉认为，入学即是提笔时，可以采用扩词、贴图、绘画等方式激发孩子想象力，并放宽要求，求真求实，孩子创设情境，让他们书写自己的故事。

同时，虽然教材建构了一定的训练系统与框架，但教师且不可受其束缚，既尊其法且破其法，练就的是能力，抒发的是情感。“不能拘泥于教材，要活学活用，应该针对一个个具体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施教。”陈长泉说。

身为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漆永祥也给一线的老师们打气。他鼓励基层的语文老师要敢于实验，鼓励孩子创新，不要总写四平八稳的作文。

“你写四平八稳，我也给你四平八稳，你要60分，高考就是40分，你要敢冒这个险，首先要相信我们，你的作文写得好了，我没看出来是我的责任，你不敢写，那是你的责任，一定要敢写。”

此外，漆永祥还建议，老师可以让孩子多写他们周边的事儿，比如写写北京的流浪歌手、街上的乞丐、社会的阴暗面，不要总是高大全的一味讴歌，要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别给他设条条框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