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用灌输的方式讲授，教师不能认为我就是对的，我是道路、真理，而要结合具体案例事例，把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平衡完整地呈现，让任何一方都有机会表达，让学生在矛盾的情形当中思考、参与、表达自己的见解。互联网时代的学生不是靠老师教聪明的，而是靠整合了各种信息，让自己变聪明的。当学生的观点有明显的错误和漏洞的时候，我个人倾向于让其他同学来评价，我不愿意来直接指出学生的漏洞。如果问了一圈，其他同学也还不能指出问题，我也不会直接说，而是顺着他的思路，再延伸、扩大一下，让他自己发现自己问题的漏洞、荒谬。北京十一学校有300多个学生社团，辩论比赛、模拟联合国等，社团的组织运作全部都是民主的。我们学校的学生已经在一个小范围的环境中适应民主，民主其实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2000年，也就是本世纪以后，人们开始转变观念：在评估一所大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它的投入（input），而是产出。在美国教育界，更强调的是基于成果的评估（outcome-based assessment）。

2006年，美国520所公立大学组成的公立大学联盟推出了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的自愿问责系统（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现在美国本科学位的70%是由这个联盟的520所公立大学颁发的。这个联盟的VSA系统就是对美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评估，成员大学可以自愿参加。VSA系统是基于学生产出的评估，它定义了4项核心教育产出：1. 审辩式思维；2. 分析性推理；3. 阅读；4.写作。也就是说，VSA认为大学教育的成果在于培养学生这四个核心能力。其中，审辩式思维位居第一。当然，critical 在中国有多种翻译方法，如评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审辩式思维，我采用的是审辩式思维。审辩一词来源于《中庸》的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

美国对审辩式思维的研究源于二战后对于德国纳粹的反思：为什么具有优良的哲学思辨传统的民族为什么会被希特勒忽悠了？因此，教育中非常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美国高考SAT从1926年开始实行到2005年近80年未出现过改革，一直是verbal（言语）和math（数学）两部分测试。而其2005年的大改革则是把原有的言语改为critical reading（审辩式阅读），外加上写作。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也在2002年的大改革中增加了审辩式思维考察的比重。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教育最缺乏的就是创新教育，我们的教育从小就不培养人的创新能力，而审辩式思维正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特征。中国的教育最缺的也是在核心教育成果中的审辩式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与审辩式思维关联最密切的是问题解决能力。

PISA是由联合国经济开发合作署（OECD）从2003年发起的国际评估项目，是目前全世界最权威的教育评估项目。中国自2009年参与评估。2012 年，上海在阅读、数学、科学三项包揽第一。但在PISA2013年新增的一项测试——问题解决上，上海在参加问题解决测试的44个国家中只排到第六。OECD同时给出报告，如果用阅读、数学、科学三项成绩预测问题解决得分，上海排名倒数第二，只高于保加利亚。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上海并不代表中国，上海的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全国。

那么到底什么是审辩式思维？美国哲学协会在上世纪90年代运用德尔菲法（问卷反推法）组织了美国教育和哲学领域非常著名的46位专家，进行了六轮反馈，最终得出了《审辩式思维——用于评估和教学位目标的专家共识》报告。在报告中，专家共识：审辩式思维包括认知技能、人格气质两个方面。在人格气质上，审辩式思维不仅是持续的动力，更是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基础，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强大资源。审辩式思维无处不在，是自我调整适应环境的人类现象。